本文荣获“第二十届华东律师论坛”

优秀论文二等奖

1. 《会谈纪要》签署前的制度困境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签署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与内地之间关于破产领域的司法协助，长期面临着相关指引制度缺失的困境。

就香港清盘人于内地履职而言，即便200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五条为关于跨境破产的原则性规定^[1]，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曾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泰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认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命令案的请示的复函》中明确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以下简称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清盘令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五条规定的可以相互认可和执行的判决范围，故内地法院认可香港清盘令没有法律依据。^[2]而香港清盘人既非司法部门也非政府部门，其在内地的法律地位及履职权限，亦缺乏明确依据。前述障碍均导致香港清盘人在内地履职时难以有效触及并维护债务人资产。

从下表可知，因两地缺乏对涉港跨境破产协作的指引标准，既往实践中，香港清盘人获得内地法院认可和协助的结果、方式与效果，不尽相同（见表1）。

（表1）

由此可见，在涉港跨境破产这一利益关系复杂、法域冲突显著的领域，与日俱增的协作现实需求与长期的规则供给缺位形成了鲜明对比。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在香港与内地经济社会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两地司法制度相互支持的需求更是迫切。《会谈纪要》签署前，香港高等法院虽曾以个案形式允许清盘人向内地法院寻求承认与执行，但个案处理模式，在内地大陆法系背景之下，无法为后续跨境破产案件提供系统化指引，亦缺乏普遍适用性。同样地，内地管理人在处理债务人位于香港的资产时，囿于其身份与权限，在香港法域下缺乏明确认可机制，加之指引规范缺位之下处理跨境资产的程序之繁琐，亦面临着难以在香港形成有效接管、债务人资产流失、无法最大限度发挥财产价值的严峻挑战。两地司法协助的制度缺失问题，越来越不容忽视。

2. 《会谈纪要》签署后的框架格局

有鉴于前文所述背景及困境，最高院与香港政府于2021年5月14日签署了《会谈纪要》。同日，最高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指定上海市（以下简称上海）、广东省深圳市（以下简称深圳）、福建省厦门市（以下简称厦门）为涉港跨境破产协作的三个试点城市，期望以试点城市和香港在涉港跨境破产领域的互相合作为突破口，于司法实践中探索跨境破产合作的机制适配性与现实可行性。在政治与司法上，对涉港跨境破产领域的两地协作进行回应。

《会谈纪要》合计提出了五条原则性共识，其中，《会谈纪要》第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分别就两地开展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工作发布指导意见和实用指南。双方就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司法实践保持沟通，协商解决有关问题，持续完善有关机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由该条可知，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下，内地和香港计划形成“先原则共识、再分别细化”的框架格局。

截至目前，内地方面，最高院已发布《试点意见》，以上海、深圳、厦门三个城市“试点先行”的方式，落实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诸多细节。试点城市内人民法院亦通过各种方式持续完善有关机制，如：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出台《关于申请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的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试行）》），并同步发布多份司法协助文书样式，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升级涉港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平台，进一步落实《试点意见》；^[11]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管理署签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破产管理署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合作安排》（以下简称《合作安排》），加强港深破产法律事务合作。^[12]香港方面，香港律政司已发布《内地破产管理人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认可和协助的程序实用指南》（以下简称《实用指南》），指导内地破产管理人申请认可和协助程序（见图1）。

（图1）

其中，就香港清盘人于内地履职而言，《试点意见》构建了香港清盘人在试点城市获得认可和协助的整体规则（认可条件与管辖规则、协助方式与职责权限、程序保障与救济机制等），相关内容可总结如下表（见表2）：

（表2）

如前所述，《会谈纪要》的签署，标志着两地首次在涉港跨境破产领域建立规范性互认机制。在此制度设计背后，体现了何种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各类可能互相冲突的利益需求？如何防范机制创新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下文将从经济发展、司法协助、法域竞合这三个视角初步解构《会谈纪要》制度设计中的法律逻辑与价值命题。

1. 经济发展下的制度需求、现实回应与风险规制

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经济贸易往来愈发频繁，无论是香港投资者，还是内地投资者，愈发需要建立可预期的涉港跨境投资信心。为了深度整合两地资产，切实解决两地破产程序过于割裂、财产流失等法律问题。同时，又需要避免损害两地社会公共利益，防止涉港跨境破产协作机制成为冲击两地司法主权的“利器”，两地选择通过签署司法文件性质《会谈纪要》之方式，搭建“先原则共识、再分别细化”这一制度框架。

2. 司法协助下的模式创新、示范意义与渐进逻辑

在《会谈纪要》确立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两地分别由内地最高院发布《试点意见》、香港律政司发布《实用指南》进行细化。最高院发布的《试点意见》通过上海、深圳、厦门三地试点先行、逐步推广之方式推进实施，既符合当时香港对华投资在各国/各地区中排名第一^[13]、试点区域集中大部分香港投资的现实情况，又控制了风险范围，为试点地区进行规则探索后，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相关制度成果积累了实践经验、预留了扩展空间，体现了渐进式改革智慧。

3. 法域竞合下的主权维护、利益平衡与开放合作

如表1所示，回溯《会谈纪要》签署前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内地法院对香港破产程序多持保守态度，不乏对香港破产程序不予认可和协助的先例，体现了当时“属地保护优先”的司法导向。可以理解当时司法裁判之逻辑的是，通过严格限制域外破产程序效力，确实能予以境内资产充分保障，一定程度上维系境内市场投资及财产安全的信心。然而，随着两地经济融合加速与跨境债务重组需求激增，旧有司法导向已难以适应区际司法协同需求。面对现实需求，为了实现司法主权和合作的辩证统一，《会谈纪要》在坚守国家主权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分层授权、各地司法机关持续监督的机制化解法域冲突，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两地司法体系的协同，彰显了“主权安全为根本、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区际司法协作新哲学。^[14]

在前述制度框架与价值取向下，截至目前，深圳、上海与厦门法院均分别出现一例典型案例。下文将以前述案件为样本，通过分析案例中的裁判说理和主审法官与之相关的学术文章，进一步解析内地法院的裁判逻辑，归纳香港清盘人跨境履职的操作路径。

1. 案例简介

如前所述，《会谈纪要》签署后，三个试点城市均出现了内地法院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典型实例，具体为：(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审理的（2021）粤03认港破1号香港破产程序案；^[15](2)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审理的（2022）沪03认港破1号香港破产程序案；^[16](3)厦门中院破产庭审理的（2024）闽02认港破1号香港破产程序案。^[17]案例相关信息，详见表3。

（表3）

2. 案例共性

由表3可知，《会谈纪要》签署后，内地法院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三个典型实例中，至少在以下方面体现了共性（见图2）：

(1) 在香港清盘人申请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实质目的方面，香港清盘人依据《试点意见》向内地试点法院寻求程序认可与履职协助，其核心诉求在于实现对债务人内地高价值资产的有效管控，此类资产目前通常表现为以下典型形态：股权投资类、不动产类、应收账款类。

(2) 在内地法院审查香港清盘人申请的内在逻辑方面，对于香港清盘人提出的申请，内地法院建构了严谨的三重审查框架：其一，审查程序的正当性，即审查申请是否符合《试点意见》第2条的规定（是否属于集体清偿程序）。其二，审查程序的管辖权，即审查申请是否符合《试点意见》第4条的规定（满足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地规则）、是否合《试点意见》第5条的规定（属于试点地区破产合作范畴）。其三，反向审查，即审查是否存在《试点意见》第18条列明的五项否定情形。

(3) 在内地法院裁定通过香港清盘人申请的法律效果方面，其一，内地法院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亦认可香港清盘人的身份，并基于前述认可产生中止执行等法律效果，无需内地法院再另行审查批准，发生“概括认可”的认可效果。其二，内地法院基于案件具体情况准予香港清盘人的协助申请，允许清盘人在两地法律规定的交集范围内在内地履职，但对于重大事项的协助，须经内地法院进行综合判断后另行批准，即采用“分离协助”的协助方式。

（图2）

结合前文，香港清盘人向内地试点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可归纳为下列步骤（见表4）。

（表4）

如前文表2所示，在《会谈纪要》建立的共识之上，《试点意见》一方面通过申请材料清单化（第6条）、利害相关人提出异议时限明确化（第9条）及清盘人直接履职模式（14条）等设计，实现了涉港跨境破产事务的快速响应与资源整合。另一方面，在公平维度上，《试点意见》通过反向审查条款（第17条与18条）防范权利滥用，并以内地优先债权保障（第20条）与利害关系人异议权（第9条）为内地债权人形成保护屏障，以此实现了香港清盘人内地履职时效率和公平之平衡。肯定优点之外，笔者也于下文就香港清盘人获得内地法院认可与协助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及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初步建议。

1. 求“速”：优先采用线上官方渠道

香港清盘人应首选内地法院设立的在线服务平台等官方渠道（如“涉港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平台”，见图3），提交认可与协助申请。利用此类电子化传输，可显著缩短材料递送与审查周期，满足破产程序对效率的紧迫要求。

（图3）

2. 求“过”：精准把握内地法院审查要素与标准

如前文所述，由森信案、浩泽案与壳氏案中内地法院的裁定内容可见，内地法院依据《试点意见》之规定，已经建构了(1)审查程序的正当性、(2)审查程序的管辖权、(3)反向审查的三重审查框架，香港清盘人须在《申请书》中充分论证相应申请符合前述审查标准。

3. 求“实”：恪守认可后的履职范围限制

香港清盘人获得内地法院认可与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裁定书后，并非自动获得内地破产法赋予内地破产管理人的全部权限，而仅能在两地法律交叉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涉及资产处分等重大权利，须遵循裁定具体内容，并尊重内地法律程序。

1. 构建信息共享与快速响应平台

当前，两地法院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时，仍主要依赖于香港清盘人层层传递经复杂公证、认证及翻译的纸质文件，缺乏直接沟通交流的机制，导致内地法院作为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接收方，难以快速导入案件，严重制约了响应效率。

为破除此困局，亟需建立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内网联络体系或数据交换平台，以实现案件信息、法律文书电子化直传与即时核验，进一步减少对纸质文件和重复公证认证的依赖，大幅缩短认可与协助程序的时间，提升跨境破产处置时效性。

由2025年9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所增设的第十四章“跨国破产的司法合作”之规定可见，我国计划从立法层面为内地人民法院与外国法院就破产程序的承认、协助以及协调进行沟通与合作建立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数据交换平台提供顶层设计支持。据了解，厦门中院已于2024年上线“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平台”，谋求跨境破产司法协作网上办理。深圳法院也通过深破通”平台打造跨境破产协作服务工作模块，未来可进一步完善、推广此类涉港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平台的使用，实现相关材料的电子化提交；亦可对已通过香港高等法院核实的文件推行“一次认证、多地通用”机制。

2. 探索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救济制度

根据《试点意见》第9条之规定，香港清盘人可在内地法院作出裁定前申请保全。然而，鉴于认可程序的审批周期较长，为防范债务人在此程序空窗期转移资产或进行个别清偿，损害债权人集体利益，可进一步考虑建立紧急情况下简化程序的临时救济机制。

具体而言，在满足基本审查要件的前提下，内地法院经香港清盘人申请后可快速发布临时命令（如中止个别清偿令、资产冻结令等）。同时，为提升效率，可适当简化或暂缓对公证认证、翻译文书的提交要求，允许香港清盘人后续补充完整的申请材料，以“快速裁定+材料后补”的方式应对资产转移等紧急风险，实现程序的便捷性与保护效果的即时性。

3. 完善主要利益中心地的判断并进一步细化协作机制

在主要利益中心的认定上，《试点意见》第4条确立了以债务人注册地为一般推定标准，并以主要资产所在地、主要经营地等作为辅助考量因素。然而现实中，存在较多公司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等情况，若机械适用注册地推定标准，可能助长债务人“挑选司法管辖”的行为，从而损害债权人整体利益。

我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二百零三条与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内地人民法院对跨国破产案件的管辖权，并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作出了规定，如坚持通过实质审查来判定“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等。对此，未来应进一步坚持并细化实质审查原则，即在判断时对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主要资产所在地、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地及主要债权人分布等多重因素进行更加综合的考察，以识别并遏制债务人的恶意规避行为。

随着司法实践的积累，建议未来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指引文件，进一步厘清两地管理人在职责分工、协调机制、费用分摊及争议解决等方面的权责界限，以促进程序衔接的高效与顺畅。尤其是在处理大型企业跨境破产时，有必要在信息共享、债权申报、重组方案批准等关键环节建立统一协作规则，避免程序冲突与资源浪费，从而最大化债务人财产价值，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