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句话点出了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文明都无法孤立存在、闭门造车，只有在和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吸收养分、完善自己，才能不断升级。

法律文明也是如此。法律用来调整社会关系、服务国家治理，不同国家、民族的法律制度，都扎根于自身历史文化、社会传统与经济水平，包含着独特的经验与智慧。从古代中华法系的 “德礼政刑” 互补，到西方法系的自然法与实在法并行；从阿拉伯伊斯兰法的宗教与世俗结合，到现代法治强调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不同法律文明有差异，但不是对立关系，完全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特色，“援法断罪” 的理念，比西方罪刑法定主义早出现十几个世纪。但到了近代，受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影响，中华法系逐渐式微。1840 年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领事裁判权让中国司法主权受损，也让一批先进人士意识到：要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理念与制度，推动中国法律走向近代化。这段历史，也为后来法学界大规模引介国外著作埋下伏笔。

当下中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阶段，涉外法治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法律工作者来说，既要理清中国法学引介国外著作的历史脉络、主要成果和实践路径，也要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里汲取经验，明白开放交流是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一起发力，加强国际法治交流，深入了解世界法治文明成果，再结合中国实际做出创新，才能让中国法律文明保持活力，走向更长久的昌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引介国外著作的过程，就是中国法学走向现代化、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按照不同时期的背景、引介特点和主要成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 年恢复期、1993—2012 年发展期、2013 年至今成熟期。三个阶段层层递进，见证了中国法学从初步学习西方法治，到规模扩张，再到深度融合、自主创新的转变。

1、时代背景：法制建设百废待兴，法学教育亟需恢复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同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为中国法制建设开启新阶段，也为法学复苏提供了政治保障。

在此之前，“文革” 对法制建设破坏严重，法学教育停滞，研究几乎空白。当时全国只有少数高校保留法律专业，每年招生很少，研究机构被撤，大量著作被毁，法学人才出现断层。“文革” 结束后，法制逐步恢复，法学教育与研究必须重启，而重建现代法学知识体系，是最紧迫的任务。

长期封闭让国内法学界对国外法学发展了解很少，现代法学知识储备不足，仍停留在传统理论层面，缺乏对现代法治理念、制度与方法的认知，难以满足法制建设和教育需求。因此，引介国外优秀法学著作、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成为重建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刚起步，对外交流有限，经济条件有限，法学引介面临不少困难：专业翻译人才不足、资金紧张、对外渠道不多，所以引介整体呈现零星、分散的特点，以国家公派学习和少量经典著作翻译为主。

2、引介形式：国家公派为主，聚焦基础领域进修

这个阶段的法学引介，以国家公派学者出国进修为主要方式，翻译处于辅助地位。为快速培养人才、重建体系，教育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选派优秀青年学者、教师和法律工作者，到英美、欧洲大陆等法治发达国家访学、短期研修，时间多为 1—2 年。

公派学者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学习国外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和研究方法，把握发展动态，回国后用于教学研究，同时翻译经典著作，为国内提供参考。1978 到 1992 年，国家公派法学领域访学、研修人员近千人，去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覆盖法理、法史、国际法、民法、刑法等领域。

除公派进修外，也有少量国外法学著作被翻译引进，多集中在法理、法史、国际法等基础领域，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兼职完成，系统性和规范性不足。受翻译人才限制，部分译著存在不够准确、不够流畅的问题，但这些作品还是为国内打开了了解西方法学的窗口，为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3、翻译特点与核心成果：零星译介，夯实基础

这一阶段的法学翻译，特点是零星化、基础化。零星化，指翻译数量少，没有形成规模和系统，多是单个学者或机构自发开展，缺少统一规划；基础化，指翻译集中在法理、法史、国际法等基础领域，重点引入现代法学基础理论和核心概念，为重建法学体系打基础。

代表性成果包括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理学》、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梅因《古代法》以及一批国际法经典。这些著作带来了社会控制、法律价值、法律方法、自然权利等核心理念，打破了长期理论封闭，推动法学理论复苏。

庞德的作品系统阐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功能与价值，对理解法律本质与作用有启发；博登海默的著作梳理西方法哲学脉络，总结各流派观点，介绍法律解释、推理等方法，提供了理论框架与研究工具；梅因《古代法》提出 “从身份到契约”，为研究法律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这一时期也翻译了少量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基础著作，但数量有限、影响较小。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引介规模不大、形式单一，但为法学复苏打下基础，开启了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国内学界逐步了解西方现代法学，掌握基础理论与方法，培养了早期翻译与研究人才，为后续工作做好铺垫。

1、时代背景：市场经济改革加速，法制建设全面推进

1992 年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也给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挑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健全法律体系做保障，需要大量法律人才支撑，对法学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市场经济改革提速，法制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加强立法、完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保障司法公正。这一时期立法成果显著，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草案）、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相继出台，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法学教育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各大高校恢复或新设法律专业，招生规模扩大，研究机构增多，人才队伍壮大。到 2012 年，全国近 300 所高校开设法律专业，年招生超 10 万人，法学研究机构达数百个，形成庞大的研究与教学队伍。

在这样的背景下，零星引介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国内需要更系统、更全面地引介国外著作，学习先进理念与制度，推动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为立法、司法提供理论支撑。因此，这一阶段引介从零星转向规模扩张，从基础理论转向部门法实践，形成系统、规模化格局。

2、引介格局：公派与自费并行，两大流派逐步成型

和恢复期以国家公派为主不同，这一阶段形成公派与自费并行的格局。随着对外开放扩大、对外渠道增多、经济条件改善，越来越多青年学者自费出国留学，攻读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重要补充力量。

公派留学仍发挥重要作用，国家继续选派优秀学者、教师、实务工作者出国访学研修，重点面向市场经济相关的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领域，学习前沿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国内立法司法提供参考。同时，自费留学的法学人才不断增加，回国后多从事教学、研究或实务工作，成为推动法学发展与引介工作的重要力量。

随着引介深入，国内逐渐形成两个有代表性的学术流派：留美社会法学派和留德法教义学派。这与学者留学目的地、所学理论直接相关，也反映出国内对不同法系的借鉴吸收。

留美社会法学派以赴美留学学者为主，受美国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影响较深，重视法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强调法律的社会功能与实践效果，关注法律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这一派多做实证研究，主张从社会现实出发分析法律实施效果，提出贴合中国实际的改革建议，对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等领域影响明显。

留德法教义学派以留学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为主，受法教义学影响突出，重视法律的体系性、逻辑性与规范性，强调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关注法律体系的构建完善。这一派侧重法条解读与法理分析，主张搭建严密完整的部门法体系，对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领域影响深远。

两大流派丰富了国内法学的学术生态，推动研究走向多元。虽然观点与方法有差异，但都致力于中国法学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为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是法学引介工作的重要成果。

3、翻译成果：系统性译介，大型译丛引领发展

这一阶段法学翻译呈现系统性、规模化、多元化的特点。随着引介格局完善、翻译人才增多，翻译从零散自发转向有组织、有规划，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纷纷推进国外著作翻译，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型译丛，带动引介工作规模化发展。

最具代表性的是留美派主导的《美国法律文库》和留德派主导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两套译丛启动，标志着法学引介进入系统规模化新阶段，为国内全面深入了解西方两大法系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资料。

《美国法律文库》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联合美国多所顶尖法学院推出，1996 年启动，系统引介美国当代优秀法学著作，覆盖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精选经典与前沿作品，包括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罗尔斯《正义论》等。这些译著带来美国现代法学前沿理论与方法，推动国内研究与国际接轨。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同样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联合德国权威研究机构推出，2000 年启动，重点引介德国优秀法学著作，聚焦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部门法，以及法教义学、法律方法论等基础理论，收录拉伦茨《法学方法论》、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等权威作品，为国内了解大陆法系体系与理论提供参考，对部门法立法与司法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这一阶段还有大量各领域法学著作被翻译引进，包括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德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典与程序规则，以及各类前沿理论作品。这些译著充实了国内法学知识体系，为立法、司法、研究提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翻译不只追求数量，更重视质量提升。各大出版社组建专业翻译团队，邀请法学专家审稿校对，保证准确与流畅；同时从单纯翻译转向 “翻译 + 解读”，很多译著增加译者导读与注释，帮助国内更好理解核心观点与理论背景，推动外来理论本土化吸收。

1、时代背景：法治中国建设提速，从 “引进来” 到 “引进 + 创新”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把法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法制建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相关决定，明确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法学发展指明方向。

这一阶段法治建设全面提速，立法更强调科学、系统、针对性，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依法行政水平提升，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同时，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与世界各国合作更深入，涉外法治事务增多，对法学国际化提出更高要求。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中国法学已经拥有较丰富的国外知识与实践经验，搭建起完整的现代法学体系，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队伍。这时的中国法学，不再满足于单纯 “引进来”，而是转向 “引进 + 自主创新”，把外来先进理念、制度与中国本土实践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动自主发展与国际影响力提升。

这一阶段的法学引介，不再是简单照搬，而是更强调消化吸收与创新，聚焦国外前沿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中国法治实际做本土化改造，为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2、发展趋势：两派交叉融合，聚焦本土实践与前沿问题

进入成熟期，留美社会法学派与留德法教义学派不再彼此独立，而是呈现交叉融合、优势互补的趋势。随着法治实践深入，单一视角与方法已难以满足需求，两派开始相互借鉴，形成兼顾体系性与实践性的研究思路。

留美社会法学派在坚持实证研究、社会功能导向的同时，开始重视法律体系性与规范性，借鉴法教义学方法，强化规范解释与适用，拉近理论与实践距离；留德法教义学派在坚持体系性、逻辑性的同时，开始关注法律社会功能与实践效果，吸收社会法学的实证方法，关注法律与社会的互动，推动法教义学本土化。

这种融合丰富了研究方法，提升理论水平，促进自主创新。同时，这一阶段的法学研究更贴近中国本土实践与前沿议题，比如民法典编纂、司法体制改革、数字经济法治、涉外法治等，把国外先进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与法治方案。

例如在数字经济法治领域，国内学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际，研究数字产权、数据安全、平台监管等问题，推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出台实施；在涉外法治领域，借鉴国际经验与国外立法，结合对外开放实践，研究涉外合同、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问题，为 “一带一路” 提供法律保障。

3、核心成果：完善本土法治体系，为立法、司法提供理论支撑

这一阶段法学引介的核心成果，是推动本土法治体系完善，为立法司法提供扎实理论支撑，实现从 “引进来” 到 “自主创新” 的跨越。最具标志性的，就是民法典的编纂与实施，充分体现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与本土化创新。

中国民法典 2015 年启动编纂，历时五年，2020 年正式颁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编纂过程中，学界充分借鉴国外民法典经验，尤其是大陆法系的体系与内容，同时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传统与司法实践做本土化创新，形成中国特色体系。

在体例上，借鉴德国民法典潘德克顿体例，用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分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保证立法技术科学严谨。在内容上，吸收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民法典的成熟制度，如善意取得、违约责任、过错责任原则等，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增加特色内容，比如人格权独立成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居住权制度等，体现中国特色与时代特点。

除民法典外，法学引介还推动其他部门法完善。刑法领域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推动刑法修正案（九）（十）（十一）出台，优化刑法体系，回应社会需求；行政法领域吸收先进理念与制度，推动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修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诉讼法领域借鉴国外程序制度，推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完善程序规则，保障司法公正。

同时，法学引介也推动中国法学国际化。学界积极参与国际法治交流，引进前沿理论与方法，也把中国法学成果与法治实践推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比如学者参与国际法学研讨、发表成果；翻译出版中国法学著作，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参与国际立法与争端解决，为全球法治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法学引介国外著作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历史时期、文明环境、时代背景、发展目标都不相同，但在文明传承的核心逻辑上高度一致。两者都以翻译为桥梁，吸收域外优秀文明成果，立足自身需求消化、吸收、创新，最终推动自身文明跃升，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这些共性既体现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为今天推动法律文明交流提供历史启示。

翻译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不同文明对话融合的关键途径。两场运动都把翻译作为核心手段，通过翻译域外经典，传承优秀成果，为自身文明注入活力。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核心任务，就是把域外优秀典籍译成阿拉伯语，吸收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地文明成果。期间翻译了大量哲学、医学、数学、天文、法学、政治学著作。古希腊哲学为阿拉伯哲学提供理论支撑，罗马法学为伊斯兰法完善提供参考，波斯文学历史丰富阿拉伯文化，印度数学天文推动阿拉伯科技进步。这些成果既保存了西方古典文明精华，也促进不同文明融合，为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繁荣打下基础。

阿拉伯翻译运动的组织性、系统性很强。麦蒙建立的智慧馆统一领导全国翻译与学术研究，汇聚近百名不同民族、宗教的知名学者与翻译家，形成专业团队。他们不只追求翻译准确，还重视注释解读，把翻译与研究结合，促进外来文明成果的传播与吸收。

中国法学引介同样以翻译为核心手段，通过翻译国外优秀法学著作，吸收现代法治文明成果。从恢复期零星翻译，到发展期系统引介，再到成熟期精准引入，翻译始终是关键环节。译著覆盖法理、法史、部门法、国际法，既有经典理论，也有前沿成果，兼顾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为中国法学发展注入理论动力。

和阿拉伯翻译运动一样，中国法学翻译也越来越追求专业与准确，翻译团队不断专业化。发展期和成熟期尤为明显，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组建专业团队，邀请专家审校，保证质量；同时从单纯语言转换，转向翻译加解读，用导读、注释帮助理解核心观点，促进外来法治成果本土化吸收。

两场运动中的翻译，都不只是语言转换，更是文明传递。通过翻译，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得以互鉴吸收，推动融合发展，成为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

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不是全盘照搬外来成果，而是立足自身历史文化、社会传统与发展需要，消化吸收再创新，让外来成果适配自身实际。两场运动都坚持这一原则，不搞全盘照搬，注重消化、吸收、创新，实现外来成果本土化。

阿拉伯翻译运动中，学者没有盲目照搬外来文明，而是立足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对译著进行消化创新。比如在法学领域，借鉴罗马、波斯法学成果，结合伊斯兰教义与阿拉伯社会现实，创立伊斯兰法体系，把宗教教义与世俗法律结合，形成特色制度；在哲学领域，吸收古希腊哲学，结合伊斯兰教义，形成阿拉伯哲学体系，实现本土化发展。

学者在翻译时，不只做文本转换，还加入注释解读，结合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实现创新发展。比如翻译家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翻译古希腊医学著作时，结合阿拉伯医学实践做补充注释，推动当地医学进步；哲学家肯迪在古希腊哲学基础上，结合教义提出 “知识源于理性”，推动阿拉伯哲学创新。正是这种消化吸收与创新，让外来成果适配帝国发展需要，成为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国法学引介也始终立足本土、拒绝照搬，注重消化创新，实现外来理论本土化适配。恢复期以重建体系为目标，借鉴基础理论与方法，但结合法制建设实际筛选吸收；发展期推进法律移植，更重视制度本土化改造，把外来制度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避免水土不服；成熟期更强调自主创新，把先进理论与法治实践结合，提出中国特色理论与方案。

民法典编纂就是典型例子。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体系与内容，但没有全盘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做出创新。人格权独立成编，既吸收国外人格权保护经验，也贴合中国社会现实需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立足中国农村实际，是对国外物权制度的本土化改造。在司法领域，借鉴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等理念，结合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现实，形成特色司法体制，促进司法公正。

立足自身、拒绝照搬、消化创新，是两场运动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们能推动文明跃升的关键。只有扎根本土，对外来成果改造创新，才能真正为自身发展服务，实现文明传承与进步。

两场运动的最终目标，都是推动自身文明跃升，为后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吸收外来成果、结合本土创新，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文明史上的重要节点。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直接推动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进入黄金时代。运动之前，阿拉伯文明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发展相对缓慢；通过吸收各地文明精华，科学、哲学、法学、文学等领域快速发展。数学上借鉴古希腊、印度成果，推广阿拉伯数字；医学上吸收古希腊经验，形成特色医学体系，影响后世；法学上创立伊斯兰法，完善制度，为帝国治理提供保障。

这场运动不只让阿拉伯文明繁荣，也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相关译著中世纪后期被译成拉丁语传入欧洲，为文艺复兴提供思想源泉，推动欧洲文明复苏。可以说，阿拉伯翻译运动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为文明互鉴打下基础，影响至今。

中国法学引介则推动中国法学实现现代化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引介之前，法学发展停滞，知识储备不足；四十多年引介与吸收，构建起完整现代法学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带动法制建设全面推进。

法学引介不仅提升法学水平，也推动社会法治化进程。通过吸收先进理念与制度，立法、司法、执法水平不断提高，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同时也推动自主创新，形成中国特色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民法典的出台，不仅完善民事法律体系，也为世界民事立法提供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法治的国际影响力。

除三大核心共性外，两场运动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体现开放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两场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阿拉伯翻译运动时期，帝国实行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吸纳不同民族、宗教的学者参与翻译。基督徒、犹太教徒、波斯人、希腊人都可以在智慧馆从事研究工作。学者尊重文明差异，不排斥外来成果，以开放心态吸收精华，促进融合发展。这种包容精神，让阿拉伯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吸引各地学者交流。

中国法学引介同样体现开放包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以开放心态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理念与制度，不固步自封、不排斥外来成果，积极吸收精华服务自身发展。同时重视与世界各国法学界交流合作，参与国际法治对话，推动与国际接轨，展现中国法治的开放包容。

开放包容是两场运动的共同特质，也是所有文明走向繁荣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深入的今天，文明交流互鉴更加重要。只有坚持开放包容、尊重差异、吸收精华，才能推动自身文明持续发展，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中国法学引介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留下了丰富经验与深刻启示。回看这两次跨越时空的文明实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开放交流是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立足本土、坚持创新是法律文明昌盛的关键，发展涉外法治、主动 “走出去” 加强国际交流，是新时代中国法律文明走向昌盛的必然选择。法律工作者应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结合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推动中国法律文明更加开放、更加昌盛。

人类法律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法律文明想要繁荣兴盛，都离不开开放与交流。阿拉伯翻译运动之所以能催生黄金时代，关键就在于实行开放包容政策，主动吸收外来成果，通过翻译交流实现融合跃升。如果没有开放交流，阿拉伯文明可能长期停留在单一文化层面，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法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长期封闭停滞让法学发展受阻，难以适应时代需要；改革开放后，学界主动开放，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与制度，通过交流借鉴实现现代化转型，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没有开放交流，中国法学不可能在四十多年里取得巨大进步，法制建设也难以全面推进。

当下全球化不断加快，国家间联系更加紧密，法律文明交流互鉴已是时代潮流。对中国法律文明来说，只有坚持开放交流，主动吸收域外优秀法治成果，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持续发展。同时，开放交流不是单向 “引进来”，还要主动 “走出去”，把中国法治成果推向世界，实现双向互动、双向融合，提升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涉外法治，为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从两场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一条核心启示：发展涉外法治，必须主动 “走出去”，加强国际法治交流，深入了解世界法治文明成果，才能推动中国法律文明走向昌盛。

阿拉伯翻译运动的成功，不只在于 “引进来” 吸收成果，还在于 “走出去” 开展交流。学者不只翻译域外典籍，还主动与世界各地同行交流合作，把阿拉伯文明成果推向世界，促进不同文明融合发展。这种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结合的模式，是阿拉伯文明实现跃升的重要原因。

中国涉外法治建设同样需要双向发力。一方面继续做好国外优秀法学著作与法治经验引介，聚焦国际争端解决、涉外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治理等前沿领域，借鉴先进经验，完善涉外法律体系，提升实践水平；另一方面主动 “走出去”，加强国际法治交流，推动中国法学与国际接轨，把中国法治理念、制度、成果推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

法律工作者应积极参与国际法治交流，把握世界法治发展动态，学习先进理念与方法，同时向世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介绍建设成就，促进中外法律文明交流互鉴。比如在涉外实务中借鉴国际惯例与国外经验，提升法律服务水平；在法学研究中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国际项目，推动理论国际化。

发展涉外法治、推动中国法律文明昌盛，需要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坚持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双向发力，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深化国外法学引介，提升精准性与针对性。新时代引介不再追求数量扩张，而是紧扣涉外法治实际需求，精准引入国际商事仲裁、跨境投资保护、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等前沿理论与实践经验，为涉外立法、司法提供支撑。同时重视质量建设，打造专业翻译团队，提高译著准确性与可读性，促进外来理论本土化吸收。

第二，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队伍。涉外法治的关键在人才，没有高水平人才，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高校涉外法学专业建设，完善培养体系，注重国际视野、外语能力与实务能力训练；同时加强在职法律工作者涉外培训，提升法律服务与国际交流能力，打造一支懂法律、懂外语、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队伍。

第三，主动参与国际法治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国际立法、争端解决与法治研讨，主动发声，提出中国法治主张与方案，推动国际法治体系完善；加强与各国法学界、法律界交流，建立常态化机制，开展学术交流、人员互访、合作研究，推动中国法学与国际接轨；翻译出版中国法学著作与法律文献，展示法治建设成就与理论成果，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法治。

第四，立足本土实践，推动自主创新。“引进来” 是为了更好 “走出去”，自主创新是 “走出去” 的基础。把国外先进理念、制度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传统、法治实践结合，做本土化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与法学理论体系；聚焦涉外法治重点难点问题，比如 “一带一路” 跨境法律合作、数字经济涉外监管等，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法律文明自主发展。

第五，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动中华法系现代化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历史悠久、内涵深厚，包含 “德礼政刑” 治理模式、“天人合一” 生态法治理念、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等独特智慧。要加强挖掘、整理与传承，结合现代法治理念与实践，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法律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