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理念下，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1]（以下简称公司法）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且体系化的董事责任制度。有学者指出，可以将董事责任划分为三个层级，即董事自身的守法（合规）义务、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以及法律特别规定的董事义务（如清算义务等）。^[2]从立法来看，董事责任逐步向义务前置、责任穿透的方向发展。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3]第一百二十五条^[4]概括性地规定了企业董监高违反相关义务致使企业破产，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虽对此条未进行修改^[5]，但也对董事赋予相应的义务。《上海市浦东新区就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的规定》中，明确了濒临破产企业董事的相应义务^[6]。

因此，当企业破产、濒临破产时，董事利益与股东利益高度趋同，极有可能共谋损害债权人利益；^[7]管理人、企业及董事本身如何处理或应对董事责任问题，在实践中需要同时兼顾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充分理解立法目的，从而平衡债权人利益与董事责任。

根据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相关规定，除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概括性规定了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外^[8]，董事义务大致可分为股东出资义务、资本运营与流出、其他高发情形三类^[9]。

公司董事在股东出资义务层面主要涉及三类情形，即催缴出资^[10]、抽逃出资^[11]（包括出资不实）以及违法减资^[12]。

公司法在为股东提供有限责任保护的同时，亦应该让其承担相应对价，避免其怠于履行相应义务。催缴制度的设立弥补了我国公司内部督促股东出资制度的空白，若该制度能很好地落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股东长期欠缴出资的问题。毕竟，若董事的催缴责任未能落实，其将有可能陷入被索赔的境地。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核查出资的义务在于董事会，而责任赔偿的主体在于董事。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准确地确定责任承担的具体主体，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

在股东资本流入公司后，实践中较常发生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亦包括出资不实的情形），且通常情况下，抽逃出资的行为较为隐蔽，对于公司及公司的债权人损害极大。2018版公司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下，对于董事在此情形下的义务范围很小，仅仅从负面规定了董事不能协助股东抽逃出资。^[13]而现行公司法将董事在此方面的义务进行了正面描述，采取了“负有责任”这一表述，在原有情形的基础上，将阻止股东抽逃、发现股东抽逃后要求股东补缴亦纳入董事责任的范围。

公司法确实赋予了股东收回出资的权利，但该权利受减资制度限制。与股东抽逃出资一样，公司董事对减资行为也负有相应的义务，具体不再赘述。

针对上述三种情形，笔者认为上述董事义务源自其对公司的信义义务，若董事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上述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范围也不仅仅是资本不足的本金部分，亦应当包括公司的其他实际损失，例如利息损失、增加债务负担而产生的损失等。

在公司法视角下，资本运营涉及为他人取得公司或其母公司股权时提供的财务资助行为，如赠予、借款、担保等，而资本流出主要指通过减资、分红、回购等方式实现的资金回流。财务资助行为往往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利润分配方式。原则上，除员工持股计划外，公司法禁止上述财务资助行为，但是公司法允许经过公司内部程序，有限度地提供财务资助行为。^[14]若因上述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如前所述，负有责任的董事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合理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应将董事义务范围扩大至“监管”公司利润分配，从而为公司资金的合理使用和保障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益提供有效保障。^[15]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该类董事义务的来源亦属于信义义务范畴，若董事因此而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责任的范围亦应当为公司的实际损失。

1、清算及破产申请义务

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明确规定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且清算组由董事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进一步阐明，董事自行清算是董事的法定义务，董事不能不履行上述义务而直接让法院来指定清算组。^[16]由此可见，特定情形下，董事义务的相对人从公司扩展至公司和公司债权人。^[17]该条款设定体现了董事经营管理权与清算义务的对等性，具有合理性。2018版公司法将清算义务赋予股东，在实务层面可能引发一些争议。例如，已履行完毕股东义务但未参与实际经营的中小股东，因对公司经营情况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大股东或董事，在公司实际清算时可能面临债权人的诉讼，这不利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董事有责任勤勉尽责，忠实于公司利益，并协助破产程序，以避免因疏忽或失职导致的法律责任。现行法律确实未明确规定董事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但从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的概括性表述来看，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的信义义务包含及时采取启动重组、向债权人披露经营信息、提请公司申请预重整、重整、破产清算等措施帮助公司摆脱困境，避免企业状况继续恶化和财产减损。^[18]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中，上海市浦东新区创设性地提出了困境企业董事的特别管理义务，列明董事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违反义务的个人责任，在不干预困境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同时，对董事形成更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若董事未履行其清算相关的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

2、董事会决议责任

2023版公司法在此条立法上与2018版相比并无实质差异，核心在于明确董事会决议造成公司损失后，具体责任主体的界定问题。根据法条表述^[19]，参与决议的董事对董事会决议需承担个人责任，但明确表示异议并记录在案的董事可以免责。在实践中，需合理分配责任，以更好督促董事行使职权。董事会决议是董事的集体行为，集体责任的优势在于避免个人因事项判断承担过多责任，从而督促各董事积极履职；同时，集体责任也可能因分工不明而导致过错与责任不匹配。因此在具体确定董事个人责任时，需综合考虑其职能定位、主观态度、专业技能、董事类型、过错程度、决议是否违法等多种因素。^[20]若董事仅因商业判断失误，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解聘，而不应过度苛责其个人责任。由此可见，为平衡董事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应当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21]

在上市公司层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22]、《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5修正）》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23]之规定，在判断独立董事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时，提供了详细的法律判断标准，独立董事对于不属于其自身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后已经及时向相关方提出异议、对相关事项发表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等不能归责于其自身勤勉尽责等义务的事由免责。

笔者认为，上市公司的规定虽然不能当然直接适用于所有企业，但对于董事责任的判定标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对公司股东或者第三人的赔偿责任

公司法对于董事违反相关义务需承担的责任一般为赔偿责任，但对于公司内部而言，上述赔偿责任并不等同于民法体系内的侵权责任，而更类似于违约责任。

对于公司股东而言，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24]，若董事违反义务损害股东利益，董事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例如，上市公司董事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虚假陈述，需要向股东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公司外部的第三人而言，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董事因其执行职务导致他人受损，且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损害应当涵盖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董事的此类义务，意在督促董事依法合规履行职责，进而保障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司的声誉与稳定发展。例如，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义务与一般公司有较大差异。无论是从信义义务转化理论或者是信托基金理论来解释，董事均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若因董事的过错导致债权人损失，债权人有权在破产程序前要求董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此给予了肯定。^[25]一旦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管理人或债权人会议将代表债权人行使这一权利。^[26]

如前所述，基于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的法律框架，董事的义务主要以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为核心，具体可划分为股东出资义务、资本运营与流出管理，以及其他情形下的义务三大类别。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董事义务的完整体系，旨在通过明确责任的来源、范围及责任主体，促进董事的勤勉尽责，保障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等多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在企业破产的背景下，为了确保立法目的与效果的有效实现，本文将深入分析破产程序中董事与管理人的职责与责任。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承担着法定职责以及法院和债权人会议赋予的其他职责，其履职方式会随着案件办理进度而调整。同时，董事作为企业经营决策者，在破产过程中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在违反法定董事义务或在破产程序中存在违法操作时，董事可能面临相应的责任。

对于公司来说，虽然同为董事，但因其委派方、具体职责、任职期间等存在差异，对于董事责任的承担来说亦有不同。因此，下文将围绕一般情况、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以及债权人或清盘人委派董事这几种不同情况展开讨论。

1、一般情况

如前所述，公司董事需依据公司法、破产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积极履行相应义务，规避自身责任。当公司濒临破产或已进入破产程序时，董事义务的责任对象与范围会发生一定变化，此处重点论述，其他情况不再赘言。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在公司面临困境时，董事需积极采取措施，如财务规划、庭外重组、预重整等，以进行再融资或债务重组，确保公司持续运营并摆脱困境。一般来说，这段时间对于公司非常宝贵而且窗口期较为短暂，这就要求公司董事具备早期预警的能力，即董事需要对市场动态、行业趋势、公司财务指标等多方面数据有较高的敏感度，能够及时察觉公司运营中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以便为后续拯救争取时间，避免资金链断裂，爆发债务危机。

发现问题后，董事通常可采取上述三种方式化解危机。这三种方式可理解为公司自主权逐步被债权人取代的过程。（1）在财务规划阶段，董事可以自行主导或聘请专业机构对公司的财务结构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优化处理，剥离部分加重公司负担的业务，使得公司尽快回笼资金，专注于核心业务，从而使得公司价值最大化，解决债务危机。（2）若公司无法仅凭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往往可在专业平台及专业人员辅导下，通过引进投资对资产、负债、股权等进行全面价值重构，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庭外重组。（3）若庭外重组亦无法解决问题，公司还可以通过预重整方式，与主要债权人协商一致，尽早挽救公司，避免其核心资产遭受挤兑，从而导致公司最终走向破产清算。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董事不仅仅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义务，亦要受到破产法的规制，配合管理人或清算组对公司合法清算，避免因公司债务而承担个人责任。

总而言之，在公司濒临破产或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时，董事要对自身责任的变化充分认识，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避免公司财产遭受不当减损以及配合相关方依法清算。当然，董事责任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转移工具，也是董事可以考虑规避经济责任的途径之一，本文就不再赘述。

2、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以及第一百九十二条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八十八条^[27]之规定，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指的是（1）虽然未担任公司董事，但因其控股股东地位或实际控制人身份，实际行使董事职权，执行公司事务的人；（2）虽然担任公司董事，但其没有自己的意志，其行为受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控制，而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董事。

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责任的确定，最关键的是公司实控人的确定。^[28]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口头指令、私下沟通等方式干预董事的决策。对于这种情况，董事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识别其中的风险。当收到这类越权指令时，董事应立即以书面形式留存相关证据，详细记录指令的内容、时间、地点以及发出指令的人员等信息。同时，要明确拒绝这些不合理的指令，并向对方说明拒绝的理由和依据。尤其是针对上述第（2）种情形，上述董事若毫不考虑地按照“老板”的指令开展工作，而无视法律规定、公司制度从而给公司及债权人造成损失的，责任难逃；若仅仅主张“未实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试图免责，无论从法律规定抑或从举证责任来看，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3、境外清盘人或债权人委派的董事

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到期债务，或极大可能无法履行到期债务，亦或债务人（境外）股东进入清盘程序后，债权人或境外清盘人往往可以通过委派董事的方式，对债务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从而最大程度实现债权。但上述主体委派董事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被外派董事的个人责任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董事应当属于公司的外部董事，其存在的目的系为了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对公司的不当行为进行预防、规制，从而避免公司进一步损害债权人利益，在其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公司损害的情况下，不应被追究任何责任。但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说，似乎其要受到有关董事的相关规定的制约。笔者认为，对于这类董事，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当从董事委派的目的、职责以及其具体的行为来判断。

因此，在清盘人或债权人委派外部董事时，要注意在相关文件中对其与其他董事的区别、界限的划分、责任的承担等进行明确约定。比如在实践中，当清盘人或债权人向债务人委派外部董事时，可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外部董事对董事会审议的任何重大事项均享有一票否决权；未经外部董事事先书面同意，股东会及董事会不得就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外部董事仅对委派人负责，不应因其行使章程赋予的职权和授权而对公司、董事会或股东承担任何责任；上述约定可通过协议方式明确外部董事的作用及目的。若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他董事未按照上述约定执行事务，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亦难以归责于外部董事。

当然，仅仅靠约定也不能使得外部董事不被“卷入”相关纠纷中。例如，在实践中，为更好地掌控债务人，债权人或清盘人可能将其委派的董事确定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有权签字董事，在此情况下若债务人被追责，导致公司被列入失信、限高名录，从而导致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签字董事等亦被限高或限制出入境。针对上述情况，可能需要通过执行异议等方式进行个案处理。

1、法律规定

笔者对现行破产法进行了梳理，与董事相关的条文主要有破产法第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29]。根据笔者的理解，上述条款的最终目的是使得债务人财产最大化，从而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利益，上述条款构成管理人或债权人的请求权基础。

（1）以破产法第十五条为例，在债务人进入破产后，其有关人员不得再担任新企业的董事。笔者认为，此条从立法层面可以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债务人实际控制人利用关联企业继续经营，防止债务人自身价值减损，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第二个效果是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债务人相关人员配合解决债务问题，协助管理人推进破产程序。

（2）以破产法第三十六条为例，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务账册等必要资料，对债务人开展全面调查，管理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判断董事是否存在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非正常收入及侵占企业财产的行为。管理人应当结合公司法、债务人章程等法律法规、内部规章制度，综合判断董事是否存在前述行为，一旦发现，除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可以豁免或基于破产费用等原因放弃追偿外，管理人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以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为例，管理人应当对董事的收入进行核查，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30]之规定严格审查，对于不当收入积极追回，同时也保障董事的正常收入。

（4）以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为例，若经管理人调查核实，董事未履行义务导致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可要求负有责任的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并将赔偿款项纳入债务人财产，分配给债权人。

（5）除上述法条明确规定了董事相关责任以外，管理人还可以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一百一十八条^[31]的精神，对于有义务配合管理人工作却拒不配合的董事，追究其清算责任。

2、实践操作

随着企业破产逐渐普遍，以债权人为代表的各利害关系人对于管理人工作的要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管理人工作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这就使得管理人的履职思路不得不“与时俱进”，从而满足现阶段各方对于破产程序的需求。此前，管理人工作可能更多地关注如何接管资产，并使得资产保值增值，从而保护债权人利益。而当下，管理人需要更多地关注债务人相关人员的责任问题。董事作为公司决策的核心人物，其行为与决策对公司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董事可能存在未勤勉尽责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失和债权人利益的受损。因此，把承担董事责任列为破产财产增值的有效路径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判断董事是否应承担责任，一般以破产受理日为时间界限，在破产受理日前，管理人应当根据其掌握的资料判断董事是否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履行其义务，是否有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行为，这里的董事既包括一般董事，也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破产受理日后，管理人还需要关注上述人员是否配合管理人进行清算。

具体而言，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公司的情况，管理人可以制定详细的调查清单。（1）董事决策文件是调查的重要内容，涵盖董事会决议、会议纪要、邮件往来等。这些文件记录了公司决策的过程与内容，通过分析这些文件，可了解董事的决策思路及行为方式。

（2）财务异常数据亦是调查重点。大额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等问题，均可能导致公司资产流失与债权人利益受损。管理人可深入分析公司的财务数据，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财务报表、剖析各项财务指标的变化趋势等方式，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异常情况。

（3）除此之外，债务人职工及债权人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管理人可以通过与核心债权人或核心职工进行访谈的方式，释明法律规定、后果和责任，要求相关人员配合调查，一方面更深入地了解债务人情况，另一方面掌握更多线索，以便管理人进一步履职。

管理人在上述履职过程中，应当做好证据固定工作，并充分征询债权人意见，在符合条件时，通过发函、诉讼等方式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破产案件都需要采取上述方式来推进，破产案件因其参与方的多样性以及案件程度的复杂性，具体采取什么方式能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利益是管理人需要充分思考的问题，也是对于管理人能力的巨大考验。

1、破产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根据笔者此前的论述，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有效衔接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挽救企业、保护债权人利益，达到多赢的效果。正如之前所述，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将避免公司破产、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归责于董事，但在破产法领域内，并未赋予董事申请破产的权利。公司的自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完全靠自力进行救济、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进行救济以及司法介入对公司进行救济。目前全国各地确实掀起了庭外重组的热潮，对于困境企业来讲，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拯救机制，是整个行业共同的话题。若法律层面无法解决，公司是否可以通过内部决议的方式赋予董事该等权利，上述内部决议是否能够被司法实践所认可，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2、个人破产保护制度的缺失

目前，全国层面尚未建立统一的个人破产保护制度，江苏、浙江、深圳、厦门等地的地方实践已为立法、司法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支持。笔者认为，建立个人破产保护制度是推动董事义务落实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可以将因董事的恶意行为产生对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赔偿责任等排除在个人破产免责范围外，从而给董事一定的震慑；另一方面，对于因董事的过失或专业知识欠缺而应承担的责任，从个人破产层面给予一定基本保障，从而鼓励董事积极履职。

董事作为公司生存发展的重要角色，其执行事务与公司投资人、债权人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中，追究董事责任并非立法的最终目的，而是确保公司治理的规范性和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各方应当充分理解、熟悉并掌握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各类制度，融会贯通，减少企业价值的不当减损，这才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根本，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